张家港精神与鉴真东渡精神一脉相承
张家港图书馆 宋浩浩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曾说到一个浅显易懂却又非常深刻的观点,他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精神,是指我们崇高的理想,坚定不移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的顽强创业精神。
那么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人是否是从来就没有呢?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向来都是一个自强不息,有着强大精神意志的民族,《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顽强奋斗的精神。古书易经,也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励自强的话语,可见,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有志气的民族。
张家港,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张家港人作为张家港的实际建设者,我们也是有着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海内外都知道,我们张家港人的精神,已概括为16个字,永远存在于文明史与政治史上,张家港精神是我们张家港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得一系列成就,并将取得更大成就的动力源泉。而一千多年前,在张家港这块地面上,这片古老的土地,也见证了一位高僧和他的伟大人格、自强精神,他就是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和尚。这两种精神里面是否也隐含着某种“因缘巧合”呢,其实这并不是巧合。也许鉴真选择张家港黄泗铺东渡有些凑巧,因为最后一次东渡,鉴真走的有点仓促,前五次的磨砺和打击,已经消磨了很多随从僧侣的信心,而李唐皇室也并非很支持,那么他选择在黄泗铺最后一次东渡时,多少显得有些偶然和巧合。但是,唐代以降的当地百姓,也就是我们张家港人民的先祖,却记下了这位伟大的佛教传承者,这位普渡世间骇浪、人间苦厄的唐代高僧。他的不折不饶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张家港的百姓,并代代相传。
为什么在出现东渡精神的地方,出现张家港精神,这绝非偶然,这是必然。
我们的张家港精神是: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
我们先看团结拼搏。张家港在起步之初,是全民动员,从思想上、物质上,从市委到基层,全民奋斗,团结互助,拧成一根强大的绳,汇聚成一股无往不克的力强,上世纪90年代,张家港人那种热火朝天,激情迸发的建设姿态,如今还是历历在目。这种精神,我们看,唐代的鉴真和尚也是有的,他受日本遣唐使的邀请,于天宝二年首次东渡,鉴真和尚的无数随从和信徒,都纷纷同往,不惧东海茫茫,不畏此途艰险,他们一行85人,团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是首渡,显然是以失败告终,但是那种与惊涛骇浪搏斗的精神,却感动了很多百姓,包括唐朝的官员们。在此之后,鉴真又不懈东渡,虽然屡渡屡败,却从没放弃去日本传扬佛法的信念,而那些他的学生以及信徒,则永远坚定地站在他身边,从不退缩,一往无前。
我们再看负重奋进。张家港的底子非常薄弱,这是我们起步之初,张家港人自己也无法回避的。当时很多人说张家港是“江南的江北”,的确,比起昆山、比起吴江、比起常熟,张家港实力太薄弱了,但是我们可以负重奋进,重不足惧,进才是取胜之道。当时我们提出“三超一争”,怀疑者无数,嘲笑者也无数,张家港如何比得了常熟,如何比得了吴江,可事实说明,我们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这和鉴真精神也是一脉相通的,鉴真东渡日本,这一行为,本身就受到了唐代各阶层的议论,加之当时唐玄宗不时地实行崇道抑佛政策,抑佛事件时有发生,鉴真连自己也感慨说"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可谓困难重重。并且,有人说鉴真是偏执,有人说他不从实际出发,好高骛远,但这些,都阻挡不住一个高僧的伟大普法信念。鉴真负当时的舆论之重、负无数生命之重、甚至还负营造航船的财力之重,可这一切都挡不了他。我们张家港人,也有鉴真这种信念,我们一脉相承了他的伟大意志。
我们看自加压力。张家港人要奋斗,要超越,这并无外在的压力,是我们自强不息的自我要求,这种精神和鉴真东渡精神,也是相通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朝廷委托,来唐朝聘请高僧东渡日本传授戒律,寻访了十年。整整十年,没人愿意东渡日本,因为很多僧侣随号称信奉佛法,但是却无献身精神。那些日本僧侣感叹说“沧海茫茫,百无一至”,就是说,这茫茫大海,已让无数僧侣无胆前往,一百个僧侣,也没一个愿意前行的,这种局面,让人唏嘘不已。可是,自加压力的鉴真出来了,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不去日本弘扬佛法,但是他也知道日本需要他,而他的东行,对佛教的流传普及,也是功德无量之事,所以鉴真非常爽快的答应了日本遣唐使。日本遣唐使似乎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鉴真,大概意思是,此途艰险,你不怕么?就是说你不怕死么?鉴真回答说“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这种压力是鉴真自己给自己加的,而建设张家港的压力,不也是张家港人自己给自己加的么。
我们最后看敢于争先。张家港人的赶超精神,是改革开放后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鲜有什么城市有我们这种争先精神。这种精神,我们从千年前的鉴真身上也能找到相契处,
当时日本僧侣,向鉴真介绍了当时日本佛教情况,他们说明了日本佛教的困境,虽然佛教在日本已相当流行,但在戒律等方面仍有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没有唐代高僧过去给他们纠正、普及、传授,日本百姓就不可能接触到纯正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我们知道,最终,鉴真在日本首次建立起了严格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正途,便利了当时日本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至今日,不曾湮灭。当时,鉴真作出决定,先行去日本,就是有着一种“争先”的精神,东渡普法,总要有人去,而我鉴真不去谁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鉴真的争先精神,是对佛法的负责,也是对日本千千万万的信徒,以及后世信徒的负责,此功可谓大矣,此业可谓伟矣。
用佛法的观点来说,就是世间一切皆有因缘,都不是巧合的,有他的因有他的果。作为张家港人,我相信,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鉴真,他的不屈不挠勇往无前的普法精神,无形中激励着我们世代张家港人,潜移默化中,孕育着新时代的精神和信念,那就是激励我们取得伟大建设成就的张家港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家港精神,不单是我们张家港人的精神,鉴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之一,而作为东渡精神延伸的张家港精神,即使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未尝不可。以如此伟岸的气魄、豪迈的胸襟、无往不克的精神去建设我们的事业,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逾越呢。还是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的一首词,在《重上井冈山》里他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九天虽高,我们可至;五洋虽远,我们可达。
鉴真的东渡精神是我们民族的财富,而张家港精神也是我们新时代的精神财富。人类励志奋斗的精神财富,无论时代,无论空间,都是相通的。
鉴真——伟大的传教士
张家港市委党校 张琴
1250年前,四艘日本遣唐使回国的大船自西向东横渡太平洋,船上端坐着一位年长又双目失明的中国出家人,他在惊涛骇浪中神情自若,因为这样的风浪他早就习以为常,离岸时他口乎佛号,在弟子的搀扶下踏上了这块本该十年前就应踏上的土地。他就是伟大的传教士,名垂青史的鉴真。
一、东渡的背景
鉴真作为一个方外之人,又怎么会登上遣唐使的大船呢?
原来,日本在大化革新后一段时间内,十分注重与中国唐朝的交往,在政治制度、科技文化、书法绘画、音乐美术诸方面,都有意识仿效唐朝。日本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依据汉译佛经和唐人著述而进行的。当时,日本的寺院享有免课免役的特权。为了逃避政府的税役,人们纷纷自我剃度,出家为僧,使得朝廷的税收急剧减少;同时也使得僧侣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严格禁止私自剃度传教,但是收效甚微。如何有效地改变逃税现象?如何更好地建立出家授戒制度?成为日本天皇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时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叫隆尊的和尚,向天皇建议,派人去唐朝聘请轨范传戒师来。
733年4月,日本第九次谴唐使中,有日本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他们带着入唐邀聘高僧到日本担任传戒师、建立授戒制度的使命。736年 他们请了道璇和另一位印度僧人菩提抵日。尽管道璇的到来对日本当时的佛教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由于道璇的佛学造诣和修为还不够理想,加上没有三师七证,仍然不能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在日本进行正式规范的传戒仪式。
742年,荣睿和普照聆听了鉴真的讲道,知道遇上了高僧,请他推荐一位前去日本,但座下弟子无一人愿去。鉴真决定亲自去,结果倒有21人愿追随而去。于是就有了后来闻名遐迩的六次东渡。
二、鉴真的大无畏精神彰显了他的伟大
高僧去日本,官方是不支持的。736年既习禅法又明律学的天台宗道睿律师,随同第九次遣唐使乘使船,但在回国途中,受阻未能成行。鉴真第一次东渡,就是因为官方扣船,未能成行。第六次,因为玄宗不置可否,第十次遣唐使来邀鉴真,扬州官府就派兵包围寺院。
当时的航海技术很不发达,来往于大洋上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一开始鉴真的弟子不愿去日本,一是认为自己修行不够,另外要经历浩瀚沧海,旅途生死难卜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日本第一次遣唐使入唐后,太宗命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回访。高表仁在历经艰险回国之后,向玄宗述职时说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了。鉴真一行五次东渡,途中死亡36人。官方的阻挠,自然界的风浪都没有动摇鉴真东渡的决心。他一如既往地准备着,所以有了第六次的成功。六次东渡的费用,包括一到五次东渡造船都是鉴真为人授戒、讲经、治病所得,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损失,他却毫不吝惜。
三、鉴真在日传教的方式更凸现了他的伟大
日本学问僧入唐求学形成风气。日本史书记载:唐初,道昭、智达、智通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成立法相专宗。后良辨从新罗审详学成华严宗。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74 ),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随法相学传入的俱舍宗,并称为奈良六宗。后来在平安时代,又有最澄、空海回国创天台宗、真言宗,于是日本的佛教便备具规模了。
日本佛教完善过程中,鉴真是唯一从外国去的,也是承前启后的人物。鉴真为日本佛教建立了严格的授戒制度,使其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也为天台宗、密宗在日本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一)与日僧辩论登上僧纲之位
鉴真的佛学渊源。律宗的“律”,指佛教戒律。律宗是研习佛教戒律、严肃佛教戒规的宗派。戒律是约束佛教徒纪律、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一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的人,才能成为僧侣或居士,也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佛教徒。佛祖释迦牟尼在生前曾对他的弟子们说过“以戒为师”。过去戒律的传授是要由德学兼备的高僧,设立专门的传戒道场,把所有的戒律一条条地详细讲解,每讲完一条都要询问能否做到,往往整个传戒的仪式要好几天的时间。鉴真时的律宗分成3派:南山宗、相部宗、东塔宗。鉴真14岁出家,18到27岁时在长安、洛阳对各家学说互为参照,以南山宗为主,广为吸收,成为南山宗的嫡传,同时又成为三宗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基本以律宗为主,兼有天台宗的思想,又能根据客观需要,在实践中吸收密宗的某些仪轨。
鉴真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鉴真到日本后受到各种礼遇,但三个月后,才收到孝谦天皇的旨意,在东大寺卢舍那佛殿的西边,兴建戒坛院。建成后,鉴真登坛主持,为当时已为太上皇的圣武天皇授菩萨戒,接着皇太后和皇子也依次登坛受戒。又为沙弥澄修等430余人授戒。鉴真受到了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用,因此损害了原先把持日本僧纲的旧的佛教势力的威望和利益。自从鉴真在日本设坛授戒后,日本佛教界在有关佛教入门的仪式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以贤景、志忠等人为首的日本僧人,极力主张自誓授戒;换句话说,就是自己发誓和剃度就可以成为僧人,排斥从唐朝传播而来的三师七证的受戒仪式。后来,在兴福寺的维摩堂举行了一场辩论会,贤景哪里是对手,鉴真、普照一派获得了胜利。于是贤景、志忠等80多位日本僧人放弃了旧戒,重新由鉴真在戒坛院为他们再次受戒。 756年 鉴真被朝廷任命为大僧纲,不久,又任命为律师。
(二)创造了日本律宗的祖庭——唐招提寺
鉴真积极主张佛教为大众服务,因此与日本僧侣所持佛教思想发生了抵触,受到日本佛教界旧教团势力的排斥。758年换了个淳仁天皇就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剥夺了鉴真的僧都之职。
随鉴真和尚赴日本的僧人中,有雕刻玉器的、有雕塑人像的,有镌碑的,有懂得铸造工艺的,有擅长绘画和书法的,有精通医药医术的,还有擅长手工的建筑师。
鉴真是一个杰出的寺庙设计者和建筑师。17岁时鉴真从道岸学佛义。道岸是当时著名的建筑专家,亲自向鉴真传授绘画和建筑艺术。706 年道岸带着他修建了广陵龙兴寺和开元寺。在道岸监造小雁塔的过程中,鉴真从中学到了佛教建筑的设计、施工和装饰等方面的实际知识。鉴真从18岁开始就在长安、洛阳遍访名僧,当时两地佛寺内藏有大量的良工塑像和名家壁画。鉴真还到洛阳仔细观摩龙门石窟的雕刻,在观摩中受到雕刻艺术的熏染。27岁回扬州后,他在江淮间讲经说法,宣传教义,授戒传律,传戒度人的同时,又着手筹款,规划并亲自主持营建了80多处寺院僧舍;指导塑造、绘制了大量的佛像和壁画;第五次东渡流落海南期间,,在延德郡修缮了大云寺的佛殿,在崖州,鉴真又主持了重建当地因火灾烧毁的佛寺。757年,日皇将故新田部亲王旧宅送给鉴真作为建筑伽兰之用。鉴真即指导弟子们开工建筑初律寺, 759年8 月落成,淳仁天皇题为 "唐招提寺"。在建筑、雕塑艺术方面,鉴真及其随行弟子们所建造的唐招提寺是盛唐建筑和唐风格雕像的集中体现。金堂没有采用日本习惯的主殿双层结构,而是采用单层的结构,其建筑结构特征与我国唐朝时期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正殿极其相似。唐招提寺是当时日本最完备的佛殿,其巍峨庄严几乎令每一个人都产生敬仰之意。淳仁天皇宣旨:凡出家人必须先到唐招提寺研习律学,然后可选自己的宗派。之后,寺中聚集四方僧徒,讲律授戒,颇极一时之盛。
(三)传播中医中药
佛教与医经有紧密的关系。佛教以慈悲为怀,不仅要治世人的“心病”,还要治世人的“身病”,所以佛陀被称为“大医王”。不懂得包括“医方明”在内的“五明”(五种知识技能,其他四明为:声明、工巧明、因明、内明)的僧徒,“不得多闻之称”。《法华经》上说“多闻有智慧”,懂得医方明等,是智慧的表现。特别是大乘佛教修菩萨行的出家人,为了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要把“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僧医是中国医学领域中的一朵奇葩,独树一帜。唐代的扬州名医辈出,鉴真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鉴真不仅是一位高僧,而且也是一位在医学、医药领域中颇有建树的医药学家。他在长安从高僧--实际寺的弘景禅师学习五明医学药典,并能出入皇宫的太医署,在那里求教医学上的疑难。因此精医学之道,早年常以医药济贫困病人。他东渡日本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的药材、香料及其医书。登陆日本后,光明皇太后病,进宫诊治的126名僧医,鉴真的方子最有疗效。日本皇室请鉴真鉴定药物,他虽双目失明,凭手摸、鼻嗅,一一辨识无误。在日本传戒之余,他还传授医学及制药法。
佛教的以因果报应为中心的人生观,对普通人的人生而言,俨然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它对人生的解释,在许多方面十分符合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们感受到的人生,成为对民众影响力最大、最持久的一种理论。鉴真到日本后虽然由于种种关系而没有能完全舍弃以小乘四分律为基础的官办佛教,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渡到以《梵网经》为基础的大乘戒,把佛教有限度地开放给当时一些不属于奴隶主阶级的普通人民了。他到日本后,创建了救济贫病者的悲田院,同时又施医送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鉴真赢得了当时甚至后世日本人民的爱戴。直至十七世纪时,据说日本药行出售的药袋上,还印有鉴真和尚的图像。日本人民称鉴真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江户时代著名诗人被尊为“俳圣”的松尾芭蕉(1644—1694),留下了不少赞誉鉴真的诗句,如:“目既瞑,人无悔。”“新绿滴翠,何当拭去尊师泪!”这些都充分地表达了日本人民对鉴真崇敬、膜拜的感情。而鉴真这位伟大的传教士,确实担当得起这些生前身后名。
对做大做强东渡文化品牌的几点思考
张家港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徐祖白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东渡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现在占地300亩,投入4000万元,并建成国家AAA级风景区,成绩有目共睹,令人鼓舞。但是,要真正打响东渡文化品牌,并且做大、做精、做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黄泗浦本土历史特点出发
加大宣传东渡文化力度
要打响东渡文化品牌,首先要舆论造势,大力宣传东渡文化。目前,宣传鉴真六次东渡事迹和百折不挠、舍己为人精神的资料很多,这些宣传当然很有必要,但作为鉴真第六次东渡启航地的黄泗浦,这种宣传主要应立足于本土历史,应有张家港特色、黄泗浦特色、东渡苑特色。
首先,要深入宣传黄泗浦,即回答鉴真为什么从黄泗浦启航的问题。从黄泗浦启航,并非鉴真选择,而是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的选择。公元752年,第十次遣唐使团从日本渡海到达长江口,先到黄泗浦,然后顺长江到扬州,再从陆路奔长安。由于遣唐使团有数百人,唐皇只能接见少量代表,所以大多数成员和水手只能留在黄泗浦和扬州等候(见日本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第八章《遣唐使》)。回日本时,遣唐使团顺路到扬州拜访鉴真,邀请再次东渡,然后在黄泗浦等候鉴真一行。那么,日本人为何选择黄泗浦?据专家考证,黄泗浦在隋唐时期就是中国的海港。远古以来,黄泗浦以北乃江口海域,波涛万顷。到南北朝时期,始有胡逗洲、南布洲等数块沙洲浮出江面(见《南通县志》第106页,《张家港市土地志》第58页),成为南岸黄泗浦海港的天然屏障,长江主航道就在黄泗浦与这些沙洲之间。正是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造就了黄泗浦在隋唐时期逐步演变为海港的重要条件。既然黄泗浦当时就是日本进出中国的口岸之一,鉴真从这里启航第六次东渡就不足为怪了。从这一点看,张家港港口文化的历史完全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年之前。
其次,要宣传庆安镇和尊胜禅院。一般来说,海港都有城市作为依托。而黄泗浦地处江海之口,离开县城常熟几十里,离开郡城苏州上百里,其依托的城市到底在哪里?另据日本真人元开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在黄泗浦等候26天,其中17天被迫下船住在岸上,这半个多月又在哪里落脚?这些问题均需研究。当我们翻开元代常熟《琴川志》,在“宋元诸浦示意图”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黄泗浦口醒目地标记着一个重要集镇──庆安镇。庆安镇形成于晋代,隋唐时期就是滨江大镇,商贸兴旺,有居民四五千人,而当时常熟全县还不足5万人。在庆安镇西市梢,有一座建于梁代大同二年(536)的古寺——尊胜禅院。因此,遣唐使团在黄泗浦停留一个月(留在黄泗浦等候的人员停留时间更长),其补充给养很可能就在庆安镇;鉴真一行在黄泗浦岸上17天,其驻留之地很可能就是尊胜禅院。但由于古籍记载过于简单,难以查到进一步资料,仅是推测。为了证实这一推想,去年南京博物院对尊胜禅院遗址考古挖掘,取得喜人成果,得出四点结论,其中第四点说,文献记载鉴真和尚与遣唐使团从黄泗浦出发东渡,曾在起航地盘桓半个多月,那么出发前鉴真应在尊胜禅院驻留一段时间,并作东渡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见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古黄泗浦遗址考古成果汇报》)。这一考古成果公之于世后,《东方早报》和《中新网》以醒目位置报道:江苏发现鉴真和尚东渡赴日前的最后居所。这一成果在历史学界、考古界已经受到极大关注。
第三,要宣传黄泗浦的历史文化积淀。黄泗浦之所以发展成为隋唐时期的重要海港,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渊源和坚实根基。黄泗浦附近徐家湾、许庄、蔡墩,先后发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遗址,说明张家港的先民早就在此劳动、繁衍、生息,黄泗浦当时已经处在古海岸线南岸;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吴王豢鹿和狩猎之处,常熟旧志有记载,历代文人有诗咏;近现代以来,黄泗浦周边地区经挖掘考古,陆续发现青铜蒸器、青铜勾鑃、青铜矛头、口含玉蝉等许多具有吴文化标志的珍贵文物,其中战国时期文物角容器重9公斤,引起考古泰斗郭沫若重视,已被南京博物院收藏;黄泗浦地处张家港南部古陆,其5公里半径范围内,古遗址、古墓葬、古碑刻、古窑、古墩等,星罗棋布,令人瞩目,无不证实黄泗浦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四,要宣传阿倍仲麻吕的诗。阿倍仲麻吕(约698~770)是日本人,弱冠之年就到唐朝留学,考中进士,官居左拾遗、左补阙,唐玄宗赐名“朝衡”,他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互为挚友,在唐朝一住就是36年。公元752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到中国,次年回日本,他被允准归国。正是在黄泗浦停留期间,阿倍仲麻吕于11月中旬皓月当空之际,站立船头,遥望东天,吟诵了著名的望月望乡诗:“万里长空色绀青,举头一望起乡情。遥怀今夕春日野,三笠山巅皓月升。”(见中村新太郎所著《日中两千年》第十章《阿倍仲麻吕》、第十一章《鉴真和尚》)。这首诗已经隽刻在东渡苑的诗碑亭中。游人瞻仰这座诗碑亭时,我们不但要讲清诗人身份,更要说明诗的写作背景与黄泗浦的关系,说明其历史价值。
从创建中日友好交流中心的目标出发
尽快制订东渡苑总体发展规划
做大做强东渡文化品牌,实际上就是要做大做强东渡文化的载体,这个主要载体即是东渡苑。目前国内关于鉴真东渡的景区景点较多,宣传内容大同小异,一般都是讲鉴真大师的事迹和精神。我市东渡苑如何突破这一陈式,在目标定位上打开新思路,值得研究。
前不久,我们采访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宋健,他指出,东渡苑一方面要收集史料,纪念鉴真,另一方面要古为今用,推动中日友好交流,为建立永久睦邻关系作贡献,他希望把东渡苑建设成为中日友好交流中心。宋健站在全国的高度,对东渡苑提出建成中日友好交流中心的目标定位,是需要我们很好领会和深思的。
从现有资料看,把东渡苑建成中日友好交流中心已经具备一定基础。自1979年修复东渡经幢到90年代初,慕名前来参观拜谒的日本友人已有多批。1994年建设东渡苑之后,日本从官方到民间,从社会名人到青少年学生,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共有41批日本团队到过东渡苑,其中仅福井县松冈中学师生访中团就有4批近百人。其间,张家港也多次派出团组赴日本开展经济、文化交流,还带去《东渡沧桑》电视片等宣传资料,并与日本丸龟市结为友好城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冈本制袜、不二制油、光王电子、辻产业重工等一批日本企业在张家港安家落户,张家港对日本劳务输出也取得显著效益。因此,把东渡苑建成国内重要的中日友好交流中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能。
要实现这一目标定位,除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当前急需制定东渡苑发展规划,或者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加以修订,重新编制。详细规划需请专家具体设计。从笔者在调查中所收集到的民意看,规划中有3个项目不可忽视:
一是建造更加醒目的鉴真东渡城市雕塑。地点建议放在204国道与张杨公路交叉的三角地带,使人们从204国道一进入张杨公路,看到雕塑就知道这里是当年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启航地。而目前东渡苑掩映在绿树丛中,路人仅见牌楼或屋顶,难以判别其正确含义。
二是布置鉴真东渡陈列馆。内容除了宣传鉴真事迹和精神外,主要应宣传鉴真大师为什么第六次东渡从古黄泗浦启航,宣传海港、寺庙、古迹等。尤其要浓墨重彩地宣传建造东渡苑以来,张家港与日本友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历史,宣传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名流如王汉斌、罗富和、孙平化、陈焕友、李源潮、龙永图、阎肃、聂卫平等人,以及日本各界、联合国官员等海外名人参观东渡苑情况,东渡苑积累的名人题词与照片可在陈列馆展出。
三是建造展示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的陈列馆。中日交往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了,绵延两千多年,历史资料极为丰富,但全面展示这一内容的陈列馆在国内似乎罕见。建造布置好这个馆,是做大做强东渡苑景区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中日友好交流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浙江诸暨西施故里在景区建设中,拓展思路,把中国历史上的美女、才女、女将、女神仙等统统收录为展示内容,他山之石可供借鉴。
此外,建议将东渡苑内的东渡寺改名为尊胜禅院。现在的东渡寺属于新建,无历史底蕴。如改为尊胜禅院,则寺庙历史可延伸到1400多年前,可与鉴真事迹相衔接。寺庙亦可按照旧志所记载的佛像、楹联、环境等史料加以改造布置。
从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
创新东渡苑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东渡苑在2007年成为张家港市惟一的AAA级风景区,开端良好。从长远看,东渡苑应从3A 级向4A、5A 级迈进,建成以中日友好交流为主题,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参与性、娱乐性兼备的风景区,这也是做大做强东渡文化品牌的不二选择。要达此目的,必须解决东渡苑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比较才有鉴别。以管理体制而言,香山风景区和东渡苑风景区存在着明显差别。香山风景区的管理体制已基本理顺,有事业单位性质的专职风景区管理机构,有核定人员编制,有正常经费来源,管理区与香山寺的关系也比较协调,尽管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而东渡苑在这些问题上迟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距。再以运作机制而言,旅游作为一种产业,有投入必须讲究产出,否则难以为继。东渡苑的前期建设已经有市、镇两级财政和社会各界累计投入4000万元,但投资巨大而产出很少,近年来连景区正常维修都难以开支。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创新意识,没有真正建立起运转高效、富有活力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鉴于旅游业是长线产品,短期内经济效益难以立竿见影,目前仍然需要财政继续予以支持。总之,如何建立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如何突破一般风景区常见的多头管理、亏本运作等瓶颈制约顽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化时间、化精力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希望能以这次践行科学发展观为契机,针对问题,找出症结,实事求是,大胆创新,把体制理顺,把机制搞活,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共同为建设东渡苑献计出力。
最后,借此机会传递一个重要信息。扬州大明寺能修法师告诉我们,明年上海世博会日本馆开馆,内容之一是展出鉴真大师座像。扬州得知这一消息后,已经向有关方面申请,请求把鉴真大师座像安排到扬州探亲巡展,据说已经得到认可。从上海到扬州,必经张家港。建议我市向上海世博会提出申请,中途在张家港停留,让鉴真大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看一看当年第六次东渡启航地黄泗浦。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办成,则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试论东渡精神和张家港精神的内涵
张家港市委党校 许中才
鉴真(688—763),本姓淳于,扬州江阴(今江苏扬州)人。14岁在扬州大云寺削发为僧,22岁受戒。早年云游长安、洛阳等地,26岁起,住持扬州大明寺,专说戒律。此后曾研究建筑、雕塑、医药等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高僧。盛唐时代的中国,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和技术各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因此周边国家都派遣使节、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日本当时处于奴隶社会,封建制的萌芽已逐渐增长。七世纪以后随着和中国交往的增加,他们直接向中国派遣使团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的经验。743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到扬州请鉴真东渡弘法。荣睿、普照是733年由日本派遣,来中国邀高僧去日本传法授戒的。他们经过10年的访察,才找到了鉴真。鉴真当时已55岁,为了弘扬佛法,传播唐代文化,欣然接受了荣睿、普照的邀请,决定东渡日本。
第一次东渡日本,鉴真和弟子祥彦等21人从扬州出发,因受到官厅干涉而失败。第二次东渡他买了军船,采办了不少佛像、佛具、经疏、药品、香料等,随行的弟子和技术人员达85人之多。可是船出长江口,就受风击破损,不得不返航修理。
第三次出海,航行到舟山海面又因触礁而告失败。
公元744年,鉴真准备由福州出海,可是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追及,强制回扬州,第四次东渡又没有成功。
748年,鉴真进行第五次东渡,他从扬州出发,在舟山群岛停泊三个月后横渡东海时又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在辗转返回扬州途中,弟子祥彦和日本学僧荣睿相继去世,鉴真本人也因长途跋涉,暑热染病,双目失明。
鉴真未因失明而灰心丧志,又过了5年,公元753年,在5次东渡失败后, 66岁的鉴真不顾双目失明,不畏路途艰辛,毅然率弟子僧众,于飒飒西风中在今我市黄泗浦扬帆起航,开始第六次东渡。
这一次,这位夙志不变、决心东渡弘法的盲僧,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在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的秋目浦上陆. 正式踏上了日本国土,实现了鉴真12年来的心愿。次年二月四日,鉴真经过日本太宰府、大阪而到达了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鉴真在日本首次建立起了严格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辉。
今天,我们重读鉴真的这些故事,心灵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撼。
张家港市原为沙洲县,曾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被称为“苏南的苏北”。底子薄,经济基础比较差。七十年代末,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杨舍镇镇区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房屋破旧,环境脏乱,工业产值不足五百万元,在苏州六县市城关镇中倒数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张家港市的干部群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摆脱贫困面貌走向富裕,勇敢的进行实践,进行探索。在几任领导的带领之下,他们果断打破传统农业经济的束缚,大办乡镇企业,开拓外向型经济,他们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实现“共同富裕”,他们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促进了张家港的大进步和大提高,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创造了张家港奇迹。他们经受了国家宏观调控及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经受了1997年8月11号台风和1998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的突然袭击这两次大的自然灾害的考验,将邓小平同志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伟大理论不断转化为实践,实现了经济社会率先发展、科学发展的新境界。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港口城市正崛起在长江之滨。
跨越一千多年的时空,我们看到,在张家港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两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这两段历史有着他们的相似之处,都演绎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它们的内涵不断的在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开拓创新,走向繁荣。
鉴真东渡,历经种种磨难,五次航海,迭遭失败,加上双目失明,古稀残年,他完全可以以老病为由,拒辞日僧,安度晚年。然而,他却矢志不渝地选择了拼搏海浪、自我加压、团结僧徒和船工,战胜惊涛骇浪,终于取得了东渡成功。这是一种为了崇高的理想舍生忘死、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执著精神;是一种普济众生、自度度人的奉献精神;是一种慈悲为怀、传播文明的大爱精神;是一种重信守义、合作共进的和谐精神。。鉴真东渡精神也是一种团队精神,协作精神。鉴真东渡的成功,不仅是鉴真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团队的成功。鉴真东渡精神,还是一种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更是一种创新精神。历经十年,五次失败,终获成功。鉴真东渡成为中外佛教交流史上的典范,开创了中外佛教交流的新纪元。
从鉴真东渡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鉴真的忘我牺牲精神与今天的张家港创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
今天,张家港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张家港精神。
1995年5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亲临张家港,挥毫题词:“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自此,张家港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被誉为“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张家港精神”走向全省,走向全国,并开始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继而进一步上升为‘敢于争先、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三种精神,“东渡精神”和“张家港精神” 都是一种率先发展的时代精神,是一种敢于突破自我、挑战自我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都体现了一种激情,一种勇于争先的激情,一种争创大业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催生了鉴真不畏艰险的六次东渡,孕育了张家港人“敢于争先”的锐气、“自加压力”的勇气、“负重奋进”的志气和“团结拼搏”的士气。正是这种激情,燃烧出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赞叹的奇迹。这种激情,不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不讲科学的盲动,而是持之以恒的进取精神、强烈执着的竞争意识。张家港人的争先,不仅是在宏观环境宽松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更是在宏观环境偏紧时创造机遇,迎难而上,始终咬定发展目标不放松,分秒必争去“抢”、千方百计去“拼”、有胆有识去“争”。“张家港精神”赋予了张家港人敢于争先的激情和勇气。
“东渡精神”和“张家港精神”都是一种团结拼搏的团队精神, 团结为了拼搏,拼搏需要团结。鉴真东渡的团结是战胜惊涛骇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团结;张家港的团结,是在加快“两个率先”的共同目标上的团结,是服从大局,群策群力,政令统一,步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鉴真东渡的拼搏,是在为传播佛学,普度众生而拼搏;张家港的拼搏,是在富民强市、为民造福宗旨下的拼搏。 张家港精神的核心是拼搏,就是艰苦奋斗,开创大业。
说到底,张家港精神和东渡精神的本质都是要肩负历史重任,自我加压,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张家港人赋予“张家港精神”新的内涵,率先、科学、和谐发展已在张家港上下形成共识。弹指一挥间,昔日的“穷沙洲”变成了全国百强县市,昔日破旧的农村集镇变成了富有现代气息的新港城,昔日贫穷落后的传统农民正在加快向富裕文明的现代市民转化,作为一种有特质的城市精神,东渡精神和张家港精神已融入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血脉,成为张家港的发展之魂,力量之源,这些使得张家港更加激情澎湃,豪情满怀,科学发展,政通人和,活力四射的张家港就在眼前,就在明天……